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 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强迫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张学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