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
红螺寺选址布局精巧，建筑严谨缜密，松柏掩映下的青砖素瓦与苑林融溶合一，文化氛围庄严深邃，令许多宇厦千间的大寺黯然失色。
红螺寺在我国北方久负盛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圈。
红螺寺是民族融合的产物。目前认为
红螺寺始建于东晋，但缺少文献依据。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昭文馆学士樊从义撰《
红螺寺大明寺碑》：“峨峨佛刹山之阳，开基创建于盛唐”。现在看来，把
红螺寺的创建年代定于盛唐应该是一个科学的为大家所认同的提法。当时
红螺寺为十方常住寺，历届住持曾为皇家命派，高僧频出。盛唐时代，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允许北方民族部落到内地定居，靺(音ｍｏ）鞨(ｈｅ)有8000多人内迁到怀柔的桃谷山定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由汉代以来以战为主变为以和为主。在实现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扩建了
红螺寺，使其具有了象征团结、象征融合的色彩。
许多名人与
红螺寺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螺寺大明寺碑》上说，怀柔
红螺寺与北京圣安寺是同宗同派的佛寺，也就是
红螺寺曾是圣安寺的下院。圣安寺是金、元两代皇家的家庙，金太宗完颜晟时，高僧佛觉大师在圣安寺讲经。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三年(1163年)，佛觉把主持圣安寺讲经的任务交给晦堂法师，退隐到怀柔
红螺寺。佛觉禅师为
红螺寺和北京圣安寺建起了一座同宗同派的桥梁，从而为
红螺寺文化的兴起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佛觉讲经190余年之后，又一位佛学大师云山归隐
红螺寺，使红螺文化再一次兴盛。一是融佛学与儒学于一体。云山大师先后主持元代皇室祠庙圣安寺40年，不仅是元代佛学泰斗，而且是元代皇帝的首席文化顾问。1352年云山谢绝了皇帝的挽留，退隐怀柔
红螺寺。云山在“北地严寒不宜竹”的怀柔地区，栽种了大面积的翠竹，为
红螺寺的园林艺术培育了新的亮点，为
红螺寺文化中竹文化奠定了基础。云山还两次主持
红螺寺的修缮工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玄烨到
红螺寺游览，对红螺园林文化颇有浓厚兴趣，还指令随行人员清点了
红螺寺翠竹的株数是613株。怀柔知县吴景果为宣扬
红螺寺的园林文化，还在他办公的县署 内建书屋三间，移栽了
红螺寺的翠竹于房前，题名曰“螺竹轩”。康熙年间，著名文人朱尊、王渔详等经常到圣安寺联句吟诗，这个风气也很快传播到
红螺寺，因而出现了众多文人齐集
红螺寺，举办赏花笔会、诗会等文化活动。
红螺寺文化的发展与彻悟醒和印光两位净土宗的禅师密不可分。彻悟醒禅师是河北丰润人，俗姓马，名际醒。1792年在北京大钟寺讲经，1800年退隐怀柔
红螺寺。彻悟醒禅师精通佛学、儒学，平生著述甚丰，有《梦东遗足迹》存世，他的《讲前示偈》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就如同
红螺寺的“云自高飞水自流”的景观一样，要顺其自然。印光祖师是陕西邰阳人，俗姓马。1886年到
红螺寺讲经，1893年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经楼精心研究佛家经文。红螺文化至印光更驰名海内，“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实由于印光在普陀和红螺两地讲学而来，
红螺寺声誉日隆。
悠久深厚的红螺文化也影响和滋润着周围的村镇百姓。
红螺寺附近民风淳朴、祥和，文化氛围浓重，民间自发涌现了小车会、高跷会，舞龙、舞狮、民乐演奏等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