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街有一个铜雕：一个老人赶着一个马车。自打我问世之后，用马作为交通工具在城市里来回奔跑的历史已经告一段落。老娘和邻居在一起说话的时候还时常提起这样的马车，还是洋马车。说给我送奶的就是外国老头（俄国人），赶着马车挨家挨户的送奶。有一次，娘说送来的奶坏了，喊住往回走的送奶人。那个老头回过来接过那瓶奶表情夸张的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惊呼着不能的不会的，然后把那瓶奶一饮而尽，再给你拿一瓶新的。
印象最早最深的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是一个很胖的中年男子卖哨子。他挑着两个木头箱子，箱子没有盖。箱子两面起来两条立杆，上面横一根杆，横着的这根杆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电影胶片。哨子就是用这些胶片卷出一根根管子，然后把这管子压扁了就做成了。大概还有一些细节工序，也不记得了。总之，管子的长短粗细决定着哨子的声音大小强弱。靠近嘴边的哨子头，他用很锋利的刀子把胶片的画面刮净了，因为那东西有毒。他常常做好了哨子就靠在他的箱子的横梁上，歪着脑袋吹，吹出很流行的我们熟悉的收音机或者电影里的歌曲曲子。吸引你的不仅仅是他吹的做的哨子，更是那些胶片上的画面。哨子很少有5分钱以下的，而5分钱以上也就超过了我们6.7岁公民兜里的存款上限。我们也只好假装喜欢他的音乐，（有时候他那吹奏水平不敢恭维），摇头摆尾的跟着他晃脑袋。他高兴了就赏给我们一段胶片，也不长也不能做哨子了。我们对哨子也没兴趣，因为我们也不会吹，吹出来响声吹不出来调调。我们凑个三分二分的也央求他给我们剪一段，他也会同意。剪下来10公分15公分甚至20公分，再长了他就不答应了。这，我们就够欣喜若狂的。小心翼翼的拿着，对着太阳看着，看着胶片里的小人风景一片一片的往下变化着。
和今天不一样的是收废品的，主要是编制不一样，昨天收废品的可都是正规军，即国营的。也是手推车，车子边上会有挺大的一块牌子，上面有车的编号，收废品人的名字。他们摇着铜铃当，走到大院门口很少进来。收的东西也有限制，工业的零件一类可疑的铜等高级点的金属都拒收。那会儿家家都有破烂，可是能卖的破烂很少。最值钱的大概就是线头，那时候最好的线头能卖到2元钱。2元，按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一个人能活半个月了。把破烂球衣秋裤拆了，拆出线头好卖钱。有的工厂也往外发活儿，你可以领回家来一大堆破碎线的或者毛的布头，拆出线来给你手工费。我最羡慕院里的老贾家，他爸是开车的，每个月都能领到擦车的线团。当然不会用的，都卖给收破烂的，还都卖上最贵的价钱。
牙膏皮子换糖啤酒瓶子换钱，这一类的小贩子都是黑户，就像今天的无证商贩。他们来的次数最多，来了就在大院里的某个角落蹲下。一边大声吆喝着，一边打开他们的布兜子，展示里面的糖豆、画片。秋天时候，会有农村人或者城市人收购了转手出卖的山丁子山里红灯笼果来兜售。我实在佩服那些小丫头竟然敢吃灯笼果，那玩意儿有一个就能把你酸的脱了水。山丁子是煮熟的，有时候给你加点糖精。也不用秤，有个小茶盅或者小酒杯，一分钱也给你㧟一下倒半下（先别得意）。
卖冰棍的都是困难户，好比今天的低保户。要居民委申请评定，（那会儿的低保从2元到7元每月救助，也有级别）反正你不给居委会的人送礼休想当上困难户。坐商的卖冰棍的一般还有副业，比如兼营糖稀爆米花什么的。糖稀是女生的风景线，两根小木棍搅着中间的一小块软糖。来回的搅着，半天的搅着。不舍的吃，不舍的一下子吃了，搅得那糖稀发白了，抻的像抻面一样拉长了拉细了，越拉越长越拉越细最后全掉在地上。也就几秒钟的惊呆，然后开始哇哇大哭。
卖冰棍的最怕雨天，尤其是下起来没完没了的雨天。出来卖冰棍的很少，气温低气压低，暖瓶不再保温。天也快黑了，雨水顺着破塑料布下面的脸滴滴答答的躺着，卖冰棍的吆喝声都是哀怨的哭腔。我就几次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这个场景，偶尔的闪电照亮了站在雨地里的人。一缕头发贴在额头，手里拎着暖瓶身后背着暖瓶，定格在那里一动不动。
有意思的是卖螃蟹的。两个水桶一根扁担，卖螃蟹的把扁担放在水桶上，坐着抽烟。水桶没有盖，里面半桶的活螃蟹。螃蟹往上面爬，一个接一个的。好多螃蟹都爬上了桶边，只要一翻身一使劲就上来了。可是卖螃蟹的似乎没看见，我们直嚷着他也不在意。“一个也跑不了”，他坦然自信的说。
最上面的大夹子抓住了水桶边缘，第二个抓住最上面这个的腿。第三个第四个也是踩着同伴往上爬，没有一个会撒开夹子。最上面的实际上是拖着一串螃蟹，一串不是先送出一个而是谁也别落下谁也不松开。最后，叠罗汉坍塌，全体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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