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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次披露的胡耀邦37年前的一封信，其意义不只是过去，它的光亮还指向今天。
毋庸讳言，当今为官者不清不正不廉已非偶然。这应是政治家与全国百姓深长思之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同处一个时代的高层位置，胡耀邦与陈希同有云泥之别，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谁的心中装有人民、装有人民的喜忧疾苦。“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是老百姓”，这是真言，也是箴言。
知道这封信很偶然。今年4月初的一天，一位朋友与我闲谈时说起他们医院龚志诚手里有一封胡耀邦同志37年前写给龚的父亲的信，很令人感动。
一位党的领导为什么写信给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写了些什么内容？这封信又为什么在岁月的颠覆中保存了整整37年？一封没有被岁月湮没的信
第二天，我拨通了长沙湘雅医院龚志成先生办公室的电话，他回答说：“确实有这么一封信，在我父亲手上。”他留给了我他父亲家里的地址。
1998年4月4日清晨，我从长沙出发前往湖南文家市，颠簸了整整7个小时后，来到龚光繁同志的家。龚光繁看上去精神矍铄，显得有些激动，他一边吩咐老伴给我倒茶，一边从里屋取出了一封信，已有些破旧。他颤抖着手取出信，双手递给我。这是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信笺写的一封信，行笔流畅，笔锋刚劲，信的内容如下：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耀简（胡耀邦的堂弟──笔者注）先回来，耀福（胡耀邦的胞兄。笔者注）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赔退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呵！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呵！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我哥哥带来的德滋（胡耀福的二儿子──笔者注），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来信说，冬季生产很好。我很高兴。但听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为了搞好今年的生产，我希望你们今年分三次（一次可在四月，一次可在八月，一次可在十一月）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三次把真实情况告诉一下我。耀简说耀福生产还努力，耀福说耀简工作还努力。这使我高兴。耀福每次来，我母亲和我，都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生产，绝对不可作错事。这次，我们又向他们作了叮嘱，希望你们经常帮助他们。
耀福、耀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更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由耀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此信之后，又附了一张清单，上写：
托胡耀简带回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醺鱼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写这封信的时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写信的人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岁月如流，故人已去。这信里映现着一个晦暗的年代里一个磊落的人。
围绕这封信的前后历史背景
胡耀邦同志的家乡在湖南浏阳县金星大队苍坊生产队大屋组。1961年，龚光繁任金星大队党总支书记时，想为队上购买一台发动机，而当地又买不到，他找到胡耀福和胡耀简，请二人赴京求助。可怎么个去法？通过党支部研究最后决定，请胡耀福和胡耀简带一点家乡的冬笋和芋头给胡耀邦同志，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番情意。
胡耀福和胡耀简见到胡耀邦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队想买发电机提高生产一事，胡耀邦认为这是件好事，并答应替他们买到（此发电机后来用于大坪煤矿挖煤）。但同时，对于胡耀福和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公家购买的冬笋和芋头这两件事却非常生气。胡耀邦当即提笔给龚光繁及金星大队党支部同志回信，按浏阳当时的市售价将这次和前次的东西一并折成人民币共51.9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回去时带给龚光繁。
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件小事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那时发生的三件小事至今仍令老一辈浏阳人记忆犹新（当时浏阳县属湘潭地区管辖）。
1963年正月的一天，大雪纷飞。胡耀邦、孙勇怀（当时的文家市区区长）等一行10人步行前往中和大队。路经甘露亭时，只见亭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光着脚丫，伸出一双冻得又僵又紫的小手向路人乞讨。胡耀邦趋步上前一把抱起小女孩问她：“你家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人一个人在这里？”小女孩怯生生地看着胡耀邦，不作声。胡耀邦转身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要先去这个小妹子家里看看。”他们随着小女孩来到横前生产队一个很偏僻的山下，那里，附近两公里路看不到人家。小女孩的“家”是用一排小树杆围起来的茅草屋，四面漏风，屋里，同样破衣烂衫的小女孩的弟弟和70多岁的老外婆正相偎着冻得瑟瑟发抖。胡耀邦见此情景，表情凝重，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仅有的10元钱塞进小女孩冻僵了的手里，回过头又严厉地责备孙勇怀等同志说：“你们太不负责任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他们安排好，你们再不安排，让他们在这里过一夜我都不放心！”当天，小女孩一家三口便得到了乡政府发的棉衣，并安排他们住进了两间牢实的土屋。这之后，乡政府还送姐弟俩上了学，弟弟黄光磊一直读到高中。现在黄光磊在文家市镇做工，已娶妻生子，生活美满幸福。
另一件事是1963年正月底，胡耀邦的侄子胡德余请胡耀邦吃饭。胡耀邦很快吃完了饭，退下席在一旁洗脸。仍在席间的胡耀福问身边的李秘书：“李秘书，北京有灯芯绒卖吧？我崽伢子要结婚，想买一点。”正低头洗脸的胡耀邦一听，高声说：“什么？什么？灯芯绒呀？没有！没有！小李，你不要管他，结婚也不一定要穿灯芯绒嘛。”后来，胡耀福的大侄子胡德安结婚时，胡耀邦送给侄媳妇的是一件粗布上衣和一句祝福的话：“希望你们勤俭持家，白头偕老。”
而最令一些老共青团干部难忘的是1963年5月，当时浏阳县的某些青年团干部思想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浏阳县青年团员干部会上讲话，他说：“我现在已四十有七，我还在做团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安心青年团的工作呢？美帝国主义说我们扭秧歌进退两难，举红旗‘五心’不定；毛主席说我们举红旗‘五心’早定，扭秧歌，我们进退不难。”胡耀邦边说边在台上扭起了秧歌，台下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青年团员干部的热情也高涨了起来。信中的三位胡耀邦的血肉至亲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有一回，胡耀福去北京探望弟弟。这位土生土长的老农民捏着一张普通火车票，挤站在过道中，有人为这位老人挤出一点座位。闲聊中得知他是去探望胡耀邦，就转告了列车长，列车长要将老人搀到卧铺去坐。他不肯，连声说：“我没带钱，我没得那么多钱！”列车长微笑着硬是把他扶进了硬卧车。年已七旬，身子骨已不太硬朗的胡耀福心中好生感激：“多亏了这些好人哪！”
可是，当老人高高兴兴地赶到胞弟家时，一踏进门，就被胡耀邦一顿狠克：“哥哥你搞么子名堂嘛？德滋在乡里呆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嘛？”老人始而不解，待听完弟弟的话后，也发了火：“我没搞么子呀，是别个帮的忙。人家的崽当得干部，我的崽何解（湖南方言‘为什么’的意思）就当不得？他多少也是个中学生呀！”
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岳阳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大队，见胡耀邦的亲人们都在务农，即向当时的岳阳县委书记许志农汇报，请求为中学毕业的胡德滋安排工作。还在胡耀邦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许志农便是湘潭毛田区委书记，两人关系很好，许志农也很关心胡耀邦的亲人。因而，许志农当即批示将胡德滋调到洞庭氮肥厂做工人，将胡德滋的爱人调到岳阳县委招待所。后来，许志农的爱人彭敦桃去北京治病，无意中对胡耀邦提起此事。胡耀邦一听，非常生气，立刻打电话给许志农，要他赶紧将胡德滋退回到苍坊生产队。结果，才在洞庭氮肥厂上了两个月班的胡德滋和爱人又回家当了农民。
至今，胡德滋的身份仍然是文家市苍坊生产队大屋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人平均年收入五六百元。而他的父亲胡耀福早在1992年去世，他的叔父胡耀简同样也做了一辈子农民，现在身体健康，轮流在五个儿子家里吃饭，心情开朗。
邃然长逝，举国惊哀，英魂永存
1998年4月5日，清明节，我在胡耀简家门口采访胡德滋时问他：“你心里怨你的叔叔胡耀邦吗？”读过中学的胡德滋用了一个份量很重的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态，他说：“我敬重我的叔叔。”
胡德滋指着我身后的游人说：“你看，我们这里没有车，可总有天南地北的人来参观叔叔的故居。”他最难忘的是1989年4月19日，收到国务院治丧委员会发来的电报后，进京在叔叔卧室中所见到的。
“我看到硬木板上铺的褥子打着补钉，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叔叔的枕头竟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着旧布。在床头柜上，放着叔叔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碰裂的灯口处，裹着厚厚的白胶布。叔叔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物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发黄的衬衫，一件已有破洞的毛背心，御寒的棉裤是由两条棉裤缝在一起的。我父亲手里紧紧抱着叔叔的遗物失声痛哭：‘兄弟你当那么大的官，何解没享过一天的福啊！’……”
胡德滋满溢泪水的一段回忆，将我又拉回到那个悲痛的日子里。
1989年4月22日中午北京，十里长街，悲痛的人群默默地目送灵车经过。几个个体户特地蹬着三轮车来到长安街边，让后面的群众站在车上为胡耀邦送行；一对青年夫妇手中各持一朵小白花紧紧地依偎在人群中，两眼含泪；承建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建筑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在楼顶上、在脚手架上，默默地脱帽致哀；灵车从军事博物馆经过，一位青年骑着自行车跟随在车队后面。他的背上披着一张拖地长纸，上书“耀邦”二字，一直向八宝山送去；一位老人满含热泪对身边的人说：“耀邦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凭这，就该送送他。”
我记得曾看到过这样一则通讯：1959年秋天，胡耀邦作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到河南检查工作，到南阳武侯祠参观，看到武侯祠的大殿旁有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完这副对联之后，笑着对随行的同志说：“我来改改这副楹联，你们看好不好？”说完，他指着对联高声吟诵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耀邦同志，何曾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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